2020年初,武汉。
我从未想过,自己会成为新闻报道里那个冰冷的数字——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。
一切始于一个普通的早晨,1月18日醒来时,我感觉喉咙有些干痒,以为是前一天吃火锅上火了,量了体温,37.2度,低烧,我吞了颗感冒药就出门上班了,地铁上人挤人,没人戴口罩,没人知道病毒正在我们之间悄然传播。
三天后,我开始咳嗽、发烧,体温飙升到39度,去社区医院,医生说是普通流感,开了些药,但服药后不仅没好转,反而出现了呼吸困难,1月23日,武汉宣布封城,那一刻,恐慌如潮水般涌来——我的症状与新闻里描述的新冠肺炎完全吻合。
1月25日,经过漫长排队和多次辗转,我终于在武汉协和医院做了核酸检测,两天后接到电话:“检测结果阳性,请立即住院治疗。”
挂断电话,我瘫坐在地,脑子里闪过无数念头:我会死吗?我传染了谁?父母知道我感染了吗?颤抖着手,我给母亲发了条微信:“妈,确诊了,别告诉爸,他心脏不好。”
医院里,我被安排进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,四张病床,住着三位病友,靠窗的老先生不停地咳嗽;中间床位是个年轻女孩,总是背对着我们抽泣;我住在门边,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,还有某种更沉重的东西——恐惧。
最初几天是最难熬的,高烧反复,咳嗽剧烈到感觉肺都要咳出来,最可怕的是呼吸困难,就像被人掐住脖子,每一次吸气都异常艰难,夜里,我常因窒息感惊醒,摸索着按下呼叫铃,等待护士拿来氧气面罩。
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,我从未见过他们的脸,但记住了他们护目镜后的眼睛——布满血丝却充满力量,一位护士在帮我输液时发现我在哭,轻声说:“别怕,我们都在。”她在防护服上写了“加油”两个字,还画了个笑脸。
2月3日,我的血氧饱和度骤降,被转入ICU,医生说要准备插管,我签了知情同意书,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,插管前,我给母亲打了视频电话,她强装镇定:“儿子,等你好了,妈给你做最爱吃的排骨藕汤。”我努力挤出笑容,不敢说话,怕一开口就会哭出来。

在ICU的七天像一场漫长而模糊的噩梦,醒来时,管子已拔除,医生说我挺过了最危险的阶段,转回普通病房那天,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,我第一次觉得能自由呼吸是多么幸福。
康复过程缓慢而煎熬,身体虚弱到连坐起来都需要帮助,心理上的创伤更深,我害怕睡觉,怕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来;害怕接到家人电话,怕听到坏消息,医院安排了心理医生,病友间也互相打气,靠窗的老先生出院那天,我们在病房里鼓掌欢送,那是封城以来第一次听到笑声。
3月15日,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后,我痊愈出院了,走出医院大门,武汉的天空湛蓝,樱花正盛开,街道空荡,但春天终究来了。
回家后隔离期间,我报名成为康复者血浆捐献志愿者,4月8日武汉解封时,我站在阳台上,听着全城的汽车鸣笛和欢呼声,泪流满面。

这场劫难改变了我对生命的认知,我目睹了死亡,也见证了新生;经历了绝望,更感受到了无数陌生人的温暖,那位不知名的护士、日夜奋战的医生、自发接送医护的志愿者、从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疗队……他们让我明白,灾难面前,人性的光辉从未熄灭。
我珍惜每一次呼吸,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我会在清晨去菜市场感受烟火气,会在周末陪父母吃饭聊天,会在公园里看孩子们奔跑嬉戏,这些曾被忽略的日常,如今都成了值得感恩的礼物。
我是武汉千万新冠感染者之一,我是那场风暴的亲历者,也是生命的幸存者,我的故事,是这座城市伤痕与重生的缩影。
冬已尽,春可期,愿山河无恙,人间皆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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