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次核酸与一朵小红花

小区广场上，又排起了做核酸的队，人不多，稀稀拉拉的，像秋后零落的叶，队伍里有个小男孩，约莫四五岁，站在母亲身前，小手里紧攥着什么,不肯叫人看。

这已是本月的第六次核酸了，日子叠着日子，检测连着检测，许多人都已麻木，大人们低头刷着手机，或是茫然地望着远处，眼神里尽是疲惫，只有那男童，站得笔直，仿佛不是来完成一项不得已的任务,而是奔赴一个郑重的约会。

轮到他了，他走上前，竟先对着“大白”浅浅鞠了一躬，虽不标准，却透着十足的认真，然后他仰起脸，熟练地张开嘴，发出“啊”的声音，那“大白”显然愣了一下，隔着起雾的护目镜，也能感到她眼角的纹路柔和了些，棉签在喉间轻轻一刮，过程很快，男孩却如释重负，转过身，将一直紧握的小拳头伸到“大白”面前，郑重地摊开——掌心是一朵用红色彩纸折成的小花，花瓣有些毛糙,显然是孩子的作品。

“阿姨，送给你。”他的声音清亮，像冰凌敲在瓦上，在这沉寂的空气里,格外醒耳。

那一刻，周遭的空气仿佛都温润了起来，后面排队的一个老人，原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；那“大白”接过花，连连点头，隔着面罩，我似乎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哽咽，男孩的母亲站在一旁，只是温柔地笑着,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

我的心，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,轻轻地撞了一下。

我们这些大人，早已习惯了这常态化的生活，核酸、绿码、行程卡，成了生活的注脚，我们计算着检测的有效期，像计算着某种商品的保质期，心中盘算的是出行是否方便，工作是否会受影响，我们将这一切视作一套不得不履行的、冰冷的程序，在重复与等待中，消耗着耐心，磨钝了感觉，我们抱怨，我们焦虑，我们精于计算利害，却独独忘了,该如何面对这段特殊的岁月。

而这男童，他用他的方式，将一项公共卫生要求，变成了一种富有情感的互动，那朵粗糙的小红花，在他稚嫩的心灵世界里，或许是对“白衣英雄”最直白的礼赞，或许是对这重复游戏的一次自我激励，又或许，仅仅是他觉得，这样做，能让那位只露出眼睛的阿姨高兴一点，他没有复杂的得失考量,他的行动源于最本真的善意与一种在规则内建立仪式感的天赋。

这让我想起古昔，东汉末年，瘟疫横行，“建安七子”凋零过半，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痛言：“亲故多离其灾，徐、陈、应、刘，一时俱逝，痛可言邪！”那是一场更为惨烈的“非常态”，文人墨客在病魔与死亡面前，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的脆弱与深沉的哀恸，人类之所以能绵延至今，文明之火之所以不曾熄灭，或许正是因为在每一次的“非常态”下，总有一些人，在承受苦难的同时，未曾放弃对生命仪轨的构建,对人性温度的守护。

今日我们面对的，虽非那般绝境，但其对日常生活的切割与重塑，同样深刻，这个男童，他或许不理解何为瘟疫，何为防疫政策，但他却本能地抗拒着生活的彻底“程序化”，他用一朵小红花，为这个冰冷的场景镀上了一层暖意，为疲惫的大人们,完成了一次微小而珍贵的精神馈赠。

他提醒了我们，在适应“常态”的同时，不应麻木我们的心灵；在执行规则的同时，可以注入我们的温情，非常时期，生活可以简化，但内心的仪式不可荒芜；防护可以隔绝病毒,但不应隔绝微笑与善意。

队伍又缓缓向前移动，男孩牵着母亲的手，一蹦一跳地走了，胸前仿佛也别着一朵看不见的小红花，在灰蒙蒙的冬日里,明亮地晃着。

我走向那位“大白”，在她面前坐下，她手中的棉签依旧轻柔、准确，完成之后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认真地说了一声：“谢谢，辛苦了。”

她抬眼，略显疲惫的眼里闪过一丝光亮,轻轻点了点头。

我想，那朵小红花,已经开在了许多人的心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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