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秋天，当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采访时宣称“新冠大流行已经结束”时，许多公共卫生专家感到震惊，一种看似荒诞却极具煽动性的说法在部分社交媒体上悄然传播——“美国新冠不死人”，这种论调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否认死亡，而是通过复杂的话语策略，将疫情淡化为一場“普通流感”，质疑死亡统计的“水分”，并宣称防疫措施“比病毒本身更危险”，在这场围绕死亡数据的认知战中，科学与政治、真相与谣言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
死亡统计之争：从“纯因新冠”到“伴随新冠”的模糊地带
“新冠未致人死亡”论调的核心攻击点在于死亡统计方法，质疑者声称，美国疾控中心（CDC）的统计将任何新冠病毒检测阳性者的死亡都计入新冠死亡，包括车祸、心脏病发作等明显非新冠致死的案例，他们强调，只有“纯因新冠”（die from COVID）才应被计入，而“伴随新冠”（die with COVID）则不应归类为新冠死亡。
这一说法是对美国死亡统计系统的严重误解，CDC和各地卫生部门采用的是一个更为严谨的多因素评估体系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，死因统计遵循“根本死因”原则，如果一个患有严重哮喘的人感染新冠后引发呼吸衰竭死亡，那么新冠就是根本死因，哮喘是重要合并症，统计数据显示，高达90%的新冠死亡证明上，新冠被列为根本死因，至于车祸等意外死亡，虽然个别案例可能存在误报，但统计学家通过超额死亡数据进行了交叉验证——2020-2022年间，美国全因死亡人数较预期多出130余万，与官方新冠死亡数据高度吻合,这种系统性误差远非质疑者所描述的那样普遍。
政治化的公共卫生：从口罩令到疫苗的意识形态战争
疫情应对在美国早已超越医学范畴，成为身份政治的试金石，2020年大选期间，防疫措施被贴上“自由”与“暴政”的标签，红州与蓝州在口罩令、商业限制和疫苗授权上出现显著政策差异,这种政治极化直接影响了民众的防护行为和死亡风险。
斯坦福大学研究显示，在2020年后半年，特朗普得票率较高的县，其新冠死亡率显著高于拜登票仓县，这种差距在疫苗普及后进一步扩大，当公共卫生建议被解读为政治立场时，简单的防护行为变成了意识形态宣言，福克斯新闻名嘴塔克·卡尔森曾在节目中质疑疫苗有效性，而众议员玛乔丽·泰勒·格林更是直言：“疫苗是政府控制人民的工具。”
这种政治氛围催生了“新冠不死人”的变体论述——即使有人死亡，也是因为基础病、医疗挤兑或防疫措施本身，而非病毒，路易斯安那州议员曾公开声称：“我们州没有人因新冠死亡，他们都是因其他疾病去世。”这种言论完全忽视了病毒作为根本诱因的作用。
长新冠的隐形代价：被死亡统计忽略的长期创伤
即使接受“急性期死亡不多”的假设，疫情的真实代价仍被严重低估，美国目前有近2400万成年人遭受长新冠困扰，其中约400万人因症状严重而无法工作，这些患者可能出现自主神经功能障碍、认知损伤和慢性疲劳,生活质量显著下降。
哈佛经济学家戴维·卡特勒估算，长新冠给美国经济造成的长期损失约3.7万亿美元，这些活着的受害者虽然未被计入死亡统计，但他们的人生已被彻底改变，弗吉尼亚州一位曾是马拉松运动员的教师，感染新冠后连步行百米都困难；纽约一位律师因脑雾被迫离职，他们的痛苦在“不死人”的话语中被完全抹去。
认知失调与后真相时代的流行病
“新冠不死人”论调的流行，反映了后真相时代的一种认知现象：当事实与个人信念冲突时，人们倾向于否认事实，对于某些群体而言，接受新冠的严重性意味着承认自己反对防疫措施、拒绝疫苗的立场可能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死亡,这种认知失调令人难以承受。
社交媒体算法加剧了这一现象，一项研究发现，质疑防疫政策的帖子获得的互动量是科学内容的三倍以上，在回声室效应下，人们逐渐构建起平行的事实宇宙——在这个宇宙中，医院空无一人，死亡数字被夸大,防疫专家都在撒谎。
当数字失去重量，人类代价将被遗忘
截至2023年底，美国官方新冠死亡人数已突破117万，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破碎的家庭。“新冠不死人”的论调仍在继续传播，它不仅仅是对数据的质疑，更是一种道德卸责——通过否认问题的存在来逃避解决问题的责任。
历史告诉我们，淡化疫情从未带来好结果，1918年大流感期间，旧金山等城市过早解除防疫，导致第二波死亡高峰，今天的美国正面临类似风险——随着防疫资金削减和监测系统解散,对新变种的防御能力正在减弱。
在这场疫情中，最危险的或许不是病毒本身，而是我们对集体苦难的麻木，是对科学共识的怀疑，是将政治立场置于生命之上的价值错位，正如一位在疫情中失去双亲的护士所说：“他们不只是数字，他们曾是我们爱的人，说新冠不死人，就是在说他们的生命毫无意义。”在数据迷雾背后，这场辩论本质上关乎我们如何作为一个社会，面对共同的脆弱性,并承担起保护彼此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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