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照片在深夜的微信群首次出现，像素不高，角度随意，像是从某个朋友圈截取的日常照——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，对着镜头微笑，青春洋溢，几分钟后，这张照片开始在各个群复制传播，配文越来越惊悚：“成都毒王”“一晚上转场三个酒吧”“私生活混乱”，天亮时，#成都确诊酒吧女照片#已成为微博热门话题,阅读量突破两亿。
这是2022年冬天普通的一天，但对赵某而言,却是人生被彻底撕裂的开始。
确诊新冠肺炎本已是不幸，但比病毒更先吞噬她的，是来自陌生人的集体审判，她的流调轨迹被公开后，舆论迅速完成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到道德审判的飞跃，一夜间，这个普通女孩的“转场”生活被赋予各种想象——有人计算她一夜的消费金额，推断她的经济来源；有人分析她的穿衣打扮，判断她的职业性质；更有所谓“知情人士”爆料她的情感经历，细节栩栩如生,仿佛亲眼所见。
在真相还来不及穿上鞋子时,谎言已经跑遍了半个互联网。
赵某的故事，不过是数字时代隐私死亡的一个标本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隐私变得奢侈的年代——智能手机记录我们的行踪，社交平台收藏我们的喜好，而一旦成为“新闻人物”，最后一块遮羞布也会被无情扯下，流行病学调查本为公共卫生之需，却意外成为了道德窥私的入口，当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被简化成时间线上的几个点，当复杂的人生被压缩成“酒吧”“夜店”几个关键词,误解与偏见便有了最肥沃的生长土壤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在这场集体狂欢中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审判，隔着屏幕，我们不再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——她会为确诊而恐惧，为被曝光而羞愧，为无端的指责而委屈，我们只看见一个符号，一个可以随意投射我们焦虑、不满和道德优越感的容器。
想起疫情初期，武汉女孩“阿念”为了照顾患病的外婆主动感染，故事被媒体报道后，无数人为之动容，同样是确诊，同样是年轻女性，舆论的对待却有天壤之别，或许，我们评判一个人，从来不是根据事实本身，而是根据事实是否符合我们预设的叙事——孝顺的孙女值得同情,爱玩的女孩活该被骂。
这种选择性同情,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伪善。
被曝光的第四天，赵某在社交平台发表了唯一一次回应：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确诊患者，发现确诊后第一时间配合流调，如实公布行程，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。”她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去酒吧，没有反驳那些恶毒的猜测，只是在结尾写道：“希望不要再有第二个我。”
这句话的深意,我们听懂了吗？
当下一场疫情来临，当下一个“赵某”出现，我们能否学会尊重一个人的基本尊严？能否记得，确诊者是病人，不是罪人；流调是防疫工具，不是道德审判依据；而每个人的私生活，只要不违法,都该有一道免于被公开羞辱的防线。
成都冬天多雾，赵某的照片在热搜上挂了三天后，终于被新的热点取代，互联网恢复了往日的喧嚣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，只有那个女孩，和她的家人,还活在那个冬天的余震里。
而我们，都是这场审判的参与者——要么用键盘投下石头,要么用沉默背过身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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