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绕个别地区防疫工作中出现的疏漏，部分舆论将矛头指向了流动中的游客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。《环球时报》前总编辑胡锡进对此发表评论，指出“防疫百密一疏不应迁怒于游客”，这一观点切中了当前疫情防控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——在巨大的防疫压力下，如何平衡严格管控与人文关怀，如何对待因不可控因素而卷入疫情传播链条的个体,考验着一个社会的理性与温度。
疫情防控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，中国凭借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民众的高度配合，构筑了相对严密的防控体系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，新冠病毒（特别是奥密克戎变异株）具有极强的隐匿性和传播速度，任何防控体系都难以做到绝对的“万无一失”。“百密一疏”是客观存在的可能性，是面对狡猾病毒时难以完全避免的风险，将因极偶然的、非主观故意的防疫漏洞所引发的传播，简单归咎于某一位或某一群游客，不仅于事无补,更可能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。
迁怒于游客有失公允，忽视了防疫的系统性责任，疫情防控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，涉及检测、流调、隔离、管控、信息传递等多个环节，游客作为流动个体，其行为通常是在遵守既有防疫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，如果他们按照规定进行了核酸检测、持有绿码，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传播节点，其本身也是疫情的受害者，将系统性的风险集中归责于个体，模糊了防疫主体责任，可能掩盖真正需要改进的流程短板和管理漏洞，一个健康的社会，应当在出现问题时首先审视系统防御的坚固性，而非急于寻找“替罪羊”。
网络上的指责与非理性攻击，会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，回顾过往几轮疫情，一些确诊者的流调轨迹公布后，其个人隐私被曝光，生活细节被过度解读，甚至遭受网络暴力和现实歧视，这种“污名化”的倾向，可能导致部分有症状者因害怕被指责而不敢及时上报，反而增加了隐匿传播的风险，与防疫的初衷背道而驰，胡锡进所强调的“不应迁怒”，正是呼吁社会保持理性和善良,避免让抗疫情绪异化为对同胞的伤害。
这种“迁怒”逻辑若成为风气，将损害社会的凝聚力与互助精神，疫情之下，人人都是防线，人人也都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点，今天是“他”被指责，明天或许就是“我”，一个充满指责与对立的社会氛围，会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，削弱共同抗疫的集体认同感，我们倡导的是“同舟共济”，而非“人人自危”，对于在防疫过程中出现疏漏的地区或部门，公众的监督和批评是必要的,但这与针对无辜个体的攻击有本质区别。
胡锡进的发声，其深层价值在于引导公众将注意力从情绪化的指责，重新聚焦到如何科学、精准地完善防控体系上来，面对“百密一疏”，正确的态度是： 第一，快速响应，补上漏洞。 一旦发现破口，立即启动应急机制，加强流调追踪，升级管控措施，确保漏洞被迅速填补。 第二，科学溯源，厘清责任。 客观调查疏漏产生的具体环节，是技术局限、人为失误还是制度缺陷？在此基础上依法依规追责，并推动制度优化。 第三，加强沟通，透明信息。 及时、准确、公开地发布疫情信息，解释防控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存在的风险，争取公众的理解与配合。 第四，秉持人道，关爱个体。 对于所有感染者、隔离者、滞留游客，应给予必要的医疗救助、生活保障和心理支持,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。
归根结底，抗疫不仅是与病毒的斗争，也是对公众理性、社会包容和治理能力的综合考验，我们需要的是构筑一道既有力度又不失温度的防疫长城，力度体现在科学精准的管控措施上，温度则体现在对每一位守法公民权利与尊严的保障上，正如胡锡进所言，不应因“百密一疏”而“迁怒于游客”，这既是一种政策执行的理性提醒，也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善意倡导，在通往最终胜利的道路上，团结、理性与包容,始终是我们最可依赖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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